作為人類的第一個地外聚居地，火星共和國的出現彌補了社會學家對人類社會的一種遐想，就是不同人種，不同背景的人群真的能夠和平友善地生活在一起嗎？
種族問題一直都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社會問題，比較著名的如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導致的難解的惡性迴圈。
比如美國曆史上著名的黑人歧視問題，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首先由於歷史原因黑人會受到歧視，這是最初的原因。這一原因導致了黑人被社會接納的程度下降，包括求職或是求學。不被社會接納這就直接導致了收入的下降，被排擠在社會邊緣。
這樣的邊緣化和貧困化必然會導致犯罪率的上升，就如同中國古代的土匪多數聚集在山區一樣。
而這樣就導致了黑人的犯罪率相比於白人就會高上不少，這一客觀現實又反過來導致了對待黑人的歧視進一步加大，又為更多的種族主義者找到了可以依靠的現實論據。
最終進一步導致黑人被社會排擠，又再次加大歧視的問題，形成一個閉合的死迴圈。
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問題，從富饒的歐洲到相對落後的非洲，其中還夾雜著文化的交融，合併，輸出等等複雜的情況。Ｅ
比如對外來文化一味地反對，就會變成極端的排外主義，必然會在歷史前進的步伐中逐漸落後於世界。
但是如果採取海納百川的政策，則又會必然失去一部分本民族的文化，可能是糟粕,也可能是最為重要的意識形態。比如古羅馬帝國的解體原因之一就是吸納的外族人口和奴隸太多，作為國家主體的羅馬公民反而是少數人，這樣的背景下解體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正因為社會問題的複雜性，所以社會學家對於火星的種族問題，文化問題都十分好奇的，火星共和國是目前人類歷史上最新的現代社會體系。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火星上的民族問題卻遠遠沒有地球上嚴重，這樣繁雜的人種和完全不同的文化竟然融治地並存著。
關於這個問題的解釋，社會學家給出瞭如下的回答。
首先明確一個概念一一每個民族的所具有的核心價值觀是不同的。這往往是由於環境決定民族價值觀的。比如中國古人的以和為貴，這是因為中國本土氣候較好，只要安心種地是完全能夠生活的很好的，而對於中國人而言戰爭一直都是不安定的因素，從來都不會帶來任何財富。
再看看另一個完全相反的例子，北歐的維京人，或者說他們在歷史上的另一個更加響亮的名字——維京海盜。
維京人是一個好戰的民族，相比於中國古代的“以和為貴”，他們追求在戰場上光榮地戰死。這不僅是他們的行為上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文化中也可以略見一二。在他們信仰的多神教的故事中，戰死沙場的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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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跟隨女武神進入英靈殿享受，盡情飲酒，死亡是生命的終點，但是對於戰死的勇士，則是另一種新的開始。
有著這樣的風俗，維京人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間內都依靠劫掠歐洲沿海為生也不足為奇。
這樣的風俗主要是由於環境影響的，北歐並不是一個"好好種地"就能活下來的環境。那個時期人類的工業極其落後，想在北歐之類的極地生存並發展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在這樣的環境的影響下，漸漸就造成了一種思想，他們不得不搶奪“鄰居"的物資才能讓自己生存下來。這個“鄰居"可以是隔壁部落的維京人，也可以是隔海相望的歐洲。而當維京內部統一後，最好物件便是富裕的歐洲人。
這樣例子在後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兩個主戰軸心國中也能看出，日本地形狹小且自然災害頻發，而德國則遭遇了十分嚴重的經濟危機，著名的"五十萬馬克的一塊麵包"。
惡劣的環境會導致人的好戰，在地區上是犯罪率的上升，而在國家層面則是窮兵黷武。沒有一成不變的人性，也沒有永恆高尚的道德。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時代都有著適應自身的道德。
在這樣的前提下再去分析火星的情況，結果卻是奇怪的。
那麼按照前面的說法，火星應該是一個十分好戰的地區或者民族，但是事實卻是恰恰相反，這一點從火星內部少得可憐內部的戰爭就能看出。民族的好戰性不僅是對外的,還有對內。
那麼按照前面的說法，火星應該是一個十分好戰的地區或者民族，但是事實卻是恰恰相反，這一點從火星內部少得可憐內部的戰爭就能看出。民族的好戰性不僅是對外的,還有對內。Ｅ
歷史上但凡能夠靠對外戰爭建立龐大帝國的民族，如蒙古帝國，亞歷山大帝國，在環境沒有劇烈變化的情況下，大多數帝國的結局無一例外都是內戰導致的帝國分裂。
好戰的屬性為他們的民族帶來廣袤的土地，好戰的屬性也同時毀滅這個民族的統一和團結，這大概是上帝為人類開的一個小玩笑。
但是火星自從第一次宣佈有一箇中央集權的政府之後，竟然基本上沒有發生地區的獨立事件，這雖然與穩定的生活有關，但是也能大體看出火星人本身是類似中國人的以和為貴的民族。
為什麼如此惡劣的環境反而沒有激發一個民族的好戰性呢？這要源於火星的極其特殊的歷史與地理環境。
中國古代有一句很著名的話：“物極必反。”
火星上環境太過於惡劣了，惡劣到如果你生活在火星上，那麼你就算搶了鄰居的資源也不一定能夠存活下來。維京人只要有食物就能保證最基本的生存。
但是在火星上，不僅需要食物，還有氧氣，氣壓，溫度等等更多繁雜的條件才能存活下來。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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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這些條件所需要的技術並不是能夠搶來的，而是需要人才這種資源。在這種環境下，“鄰居”的資源是資源，但是“鄰居"本身也是資源。
搶奪物資無非是為了生存，但是想象一下，在庇護所內，如果為了僅存的食物殺死了負責氧氣維持裝置的人或者其他什麼氣壓負責人之類的負責人，那麼沒有技術人員維護的裝置一旦損壞，搶奪者也會死去。
其次對外的“鄰居"也沒有什麼可以搶的，最初的火星定居點都是在地下的，而且每個國家的都相距甚遠，而在這樣的環境下，來一場維京人版的長途打劫顯然不現實，你要是有能力去搶劫一個幾百公里外的別國定居點，物質水平也犯不著去搶劫，但是如果物質水平太低了需要搶劫來維持，也會因為能力太低而沒有辦法去搶劫。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在最初到火星上的人，道德水平平均都是比較高的。這是很重要的一點。確實是有即使為了自己多活幾天也要所有人都死的極端私自的人存在的。對於沒有道德底線的人，任何規則都是不適用的。
在早期的官方統計中，幾乎每一個到達火星的人都不認為自己最終能夠活下來，這樣必死的決心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和平團結和矛盾的發生。
事實也是如此，他們幾乎所有人都成為了人類前進的墊腳石，前十幾批次的先驅者,沒有任何一個人活下來。正如火星上說的："正真對於建設久安城重要的人，都沒有見過久安城。”
他們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大機率是死亡的結局，但是還是義無反顧地搭乘太空飛船，而且經常出現一個庇護所好幾代人經營，往往在要犧牲的時候，都會義無反顧地將剩下的資源留給下一任繼承者。他們是那個世界最初的火種，也照亮了那個世界前進的道路,民族的精神不僅有外部環境的影響，還有內部自身的傳承。
同時如此巨大的環境外壓也不得不讓不同人群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就像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資本官僚和社會革命者，漢族與滿清人，改革的與保守的，在日本侵略者巨大的外壓下團結在了一起。
火星的種族問題是最特殊的情況，被巨大的環境壓力碾壓破碎了。在一個連正常呼吸都無法保證的世界，人們通常也不會關心身邊的人是黑人還是白人或者黃種人之類的問題。
於是社會學家研究了半天，發現這對地球的民族問題參考意義不大，這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火星環境自然選擇的方向。（生物學上的概念，自然選擇決定物種進化方向）這樣的一個理論上並不好戰的新興世界，也沒有重大危機的助推的情況下，卻和地球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了，毫無底線的情報刺探，誇張的軍備競賽，都在不斷地將兩個世界逼向戰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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