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村「兄弟連」見面的問候是：「你今天跑多少單？」哥哥是「王者」，弟弟是「王者」，連「我們村兒的」也成了「王者」。
電話一撥就通了，這是2021年7月31日上午9點多鐘。
短促的「嘟嘟」聲猶如心跳。我想的是會不會遭拒。採訪外賣小哥以來，遭拒的次數已超過我30年的記者生涯。
「昨天被客人投訴，封號了。今天有時間。」聽完我的簡短介紹，胡超超爽快答應了。
謝天謝地！世事真是鬼使神差，誰能想到「一鋪養三代」的神話被當初視為聊天「扯淡」的網際網路擊破，打垮佳能的不是同行尼康，不是索尼，而是20年前跟它連鄰居都做不了的手機。做夢也沒想到在關鍵時刻助我一臂之力的居然是封號。我想起一位朋友的口頭禪「真沒處講理了」。
據《新時代新青年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的資料顯示：「42%騎手是老騎手介紹而來，以『老鄉帶老鄉』的方式在全國形成多個外賣兄弟連。」李榮原來是河北峰峰礦區的煤炭工人，煤礦減產，只好到北京做外賣。他把做外賣的感受與收入告訴過去的工友後，16位工友去了北京，做了外賣。
我本想去北京採訪李榮，可是2020年和2021年這個世界實在是不太平，許多國家在新冠下淪陷，中國的疫情不時出現，不斷清零。我怕「中彩」，也怕被隔離，只好就地取材。挖地三尺，挖出個胡超超，他可能是「兄弟連」的「連長」，也可能是「指導員」或「副連長」，總之舉足輕重。這是我手裡有關「兄弟連」採訪的唯一「王炸」，不得不謹慎，倘若被拒，還真不知道下一個在哪兒。
外賣小哥都不願意接受採訪。接受採訪會耽誤跑單，耽誤跑單就耽誤賺錢，對他們來說賺錢才是硬道理。對此我能理解，人家又不競選州長，不想提高知名度成為網紅，幹嗎要用賺錢的時間接受你的採訪？不過每次被拒都會讓我沮喪，半天緩不過勁來。每逢這時我就想，小哥的收入靠一單一單壘起來，他們的日子—孩子的奶粉錢、父母的醫藥費、房貸月供，以及他在這座城市的吃喝拉撒也都靠這一單一單支撐的。一次採訪至少要兩三個小時，還要有一兩次，甚至十幾次、幾十次追蹤採訪或補充採訪，這不知要耽誤小哥少賺多少錢。杭州的小哥一天往往要跑十幾個小時，留給休息的時間極其有限，我實在不忍心再「壓榨」他們。我知道他們一天能賺二三百元，或三四百元，有時會按時間支付一些誤工補償。儘管如此，我還是深感歉疚。
下午2點，我乘坐地鐵1號線在文澤路站下來，上到路面，東邊是浙江理工大學，西邊是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後邊是浙江傳媒學院。這裡既是經濟技術開發區，也是高教園區。
我跟胡超超在地鐵站旁的肯德基見了面。他30歲，身高約1.7米，這位「單王」面板白淨，肚皮微微隆起，不像外賣小哥，反而像在機關單位工作的人。他的笑容有著河南人的淳厚，時不時來一句「我沒什麼文化，嘴笨」，「我這人不會說話」，不過卻很健談。我來前有點擔心，有人說河南男人說話簡練，有個相聲說一個河南男人半夜聽見動靜，問：「誰？」
另位河南男人回答：「我！」
「咋？」
「尿。」
倘若如此簡練，天底下從事非虛構寫作的人都得失業。
胡超超是跑優選，主顧是高校師生。此時正逢暑假，是淡季。他一天也就跑一兩百單，這點單量跟放假前相比不過是毛毛雨。胡超超說，他一天的最高跑單數185單，最高收入1300多元，讓我震驚。我採訪的另一個「單王」—黃遠義，數次在杭州拿了跑單第一，他的最高跑單紀錄是146單。我想胡超超的日單量也許是外賣的珠穆朗瑪峰，我為自己遇到一位「大神」而慶幸。
為了防疫，我戴著口罩。可是，不能讓「大神」口乾舌燥地一路「幹聊」，我叫了兩杯咖啡，請他到空氣流通的外邊，站在那裡邊喝邊聊。一位戴眼鏡，瘦瘦高高的小哥跑過來跟胡超超打招呼。
「我們村兒的，胡海明，4月才從老家過來。」胡超超說。
我不知道他說的是現在住的村兒，還是他老家那村兒。他來自司馬光的家鄉—河南省光山縣。位於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帶的光山縣，北臨淮河，南倚大別山，過去為蘇北紅區，那是幾十年前的事；國家級貧困縣，這是近十幾年的事，不過幾年前摘了帽。
胡超超家那個村兒的官稱為椿樹崗村。我在網上搜到一條舊聞：「椿樹崗村現有貧困戶247戶、1018人，透過產業帶動、行業扶貧，目前已脫貧232戶、970人，未脫貧戶15戶、48人，計劃2017年全部脫貧。」全村648戶人家，貧困戶佔38.1%。胡超超家在椿樹崗村的青窪自然村，那裡30多戶人家。
他說，小時家裡很窮。窮到什麼地步？他說，在他的記憶中，家裡總是沒錢，別人家父母都會給孩子點零花錢，放學到路邊的食雜店買小食品，他和弟弟卻沒有，只能看著別的孩子吃，既眼饞又自卑。
「別的孩子都買吃的，你肯定也想買點吃的是不是？」胡超超說。
一天清晨，他們哥倆揹著書包不肯去上學，伸著小手跟媽媽要零花錢：給五毛錢就行。母親不給，他們就抗議：你不給錢，我們今天就不上學。媽媽見這還反了不成？氣急敗壞地抄起棍子就打，兄弟倆抱頭鼠竄。最後，迴歸原點—兩手空空地上學去了。
弟弟過生日，姥姥給了十元。天哪，這麼多錢！當時一斤豬肉才一塊多錢，這相當於七八斤豬肉。哥倆攥著那十元錢，有種暴發戶般的感覺，衝進小賣部想吃什麼買什麼，連價錢都可以不問了。錢像漏桶的水，沒折騰幾下就所剩無幾了。晚上，他們把剩下的兩元錢交給為五毛錢拿棍子打他們的老媽。那天，老媽在建築工地幹了一天活。
「你不說，她遲早也會知道。」胡超超說。
看來若不是這樣，他們哥倆也許第二天還能揮霍一把。結果，又遭老媽一頓暴打，為的是那花出去的八元錢。
胡超超初二輟學，外出打工賺錢去了。有人說，抱團也是河南人的特點之一。胡超超他們村的人不論做什麼都抱團，像非洲的野牛、斑馬似的，很少單槍匹馬闖蕩。胡超超「隨團」打了十多年工，沒賺到什麼錢。
兩年前，弟弟胡洋洋在杭州做外賣賺到了錢。還有人說，河南人只要在外發現商機就會在第一時間告訴親朋好友，讓他們趕快來賺錢。胡洋洋把這一「特大喜訊」傳回村後，陸續有鄉親拖家帶口地過來賺錢，有的常駐杭州，有的像候鳥似的開春過來，秋天回去「充絨」。光山縣有90%的人從事過充絨，可稱之為「中國羽絨之鄉」。胡超超他們兄弟倆也跟著村裡人做過六七年充絨。充絨季節性很強，僅有秋冬那幾個月，春夏是沒生意的。
「聽說跑外賣一個月能賺七八千塊，還有賺一兩萬塊的！」早在2017年，妻子就跟胡超超說過。
那年，他們夫婦將兩個孩子留給父母，跟胡洋洋、表哥夫婦，以及表哥的鄰居胡剛夫婦抱團到杭州打工。「出來的話肯定是一大幫一起，免得在外受欺負。」胡超超說。
這讓我想起非洲角馬和雄獅，強者獨步天下，弱者依賴群體。
胡超超稱表哥和胡剛是「我們村兒的」。其實，他們不是一個村的，胡剛他們是三里橋村的，跟椿樹崗村相隔數公里。胡超超經常去表哥家玩，也就跟胡剛熟了。胡剛比胡超超大四歲，他是當老闆的，十七八歲就做起充絨生意，帶著幾個人跑遍山東、內蒙古、新疆等地。好年頭每年能賺十七八萬元，這幾年受電商的衝擊，充絨越來越難做了，連老闆也出來打工了。他們到杭州後，男的做快遞，女的進了服裝廠。
「快件太多了，好像永遠搬不完，機器一轉動起來，你要不停地搬（快件），跟機器賽跑，簡直要命。」胡剛說。
收入也沒有什麼吸引力，三四千元、四五千元，他們幾個男人沒幹多久就不幹了，進了女人的世界—服裝廠。
「天下哪有那種好事，騎個電瓶車，送送外賣，一個月就能賺一萬塊錢？這種鬼話誰相信？我們在服裝廠加班加點地幹一個月才賺多少錢？不也就3000多塊嘛。」胡超超根本不相信。
他還說，我們千萬不能再上當受騙了。上次要不是被警方解救，說不定要在那家黑工廠幹一輩子呢。2007年，他輟學後領著弟弟跟光山縣60來位農民去河北打工。乘坐大巴到白溝後，年輕力壯的被領走了，胡超超和弟弟，以及三個表哥堂兄被帶進一家廠，手機和身份證被搜去。
「中間人把我們賣給這家箱包廠的老闆。」胡超超說。
他們被關進工廠裡，監工強迫他們沒日沒夜地勞作，伙食極差，幾個涼饅頭，一盤醃白菜。他們不幹，監工掄起板凳就打。有一天，胡超超他們兄弟憤然反抗，從門外衝進幾個大漢。一人揮起鐵鍬拍在胡超超的腦袋上，血流如注，瞬間染紅衣衫。站在一邊的弟弟嚇傻了，渾身發抖，不知所措。胡超超急了，衝上去，一把奪過鐵鍬。
「都別動！誰動打死誰！」老闆端著一杆鳥槍衝了進來，高聲吆喝道。
黑洞洞的槍口對準胡超超他們幾人。農村孩子哪見過這陣勢？他們嚇壞了，任由監工掄起鐵棍打。那夥人專挑不打緊的地方打，打胳膊、打腿、打屁股。胡超超的表哥手臂被打得腫得快趕上腰粗，連衣服都穿不進去。
不能再在這個黑工廠待下去了，再待下去命就沒了。一天，他們偷偷摸摸地從廠裡逃了出去，就在要搭出租車離去時，胡超超發現弟弟沒跟出來。他們逃了，弟弟怎麼辦？
「我們五個嘛，兩個是我大伯的兒子，一個是我姨媽兒子，是堂兄弟、表兄弟、親兄弟。即使是一個村兒的，也不能不管。」胡超超說。
他們沒有逃走，又回到了那個黑工廠。
光山縣五六十個大小夥子到白溝打工，從此失去音訊，家人擔心了，有人報了警。光山縣派兩位警察前往白溝。老闆聞訊慌了，另租一處房子。搬家時，坐在貨車上的胡超超把路線悄悄地記了下來。搬第二趟時，來個客人，老闆忙著接待。胡超超對錶哥說：「你去給家裡打個電話，讓派人來救我們。回來時買點兒吃的，他們問就說去買吃的了。」
警方趕到白溝，舊廠已人去樓空。門衛說，老闆帶工人去旅遊了。警方警告：「胡洋洋未滿15歲，屬未成年人，如違法綁架罪加一等。」最後，老闆害怕了，將胡超超等人放了出來，其他人也被解救了出來。
那次被販賣的經歷猶如一團不散的陰影，籠罩在椿樹崗村村民的心頭，有好長一段時間都不敢外出打工，怕再被販賣。
對老婆說的能賺七八千元、上萬元的外賣，胡超超連想也沒想就給否定了。後來，他們在服裝廠實在幹不下去了。「一看衣服心裡面慌慌的，每天都重複那幾個動作，你不動機器就不動，你必須一直動，特別辛苦，做久了頸椎、腰椎都完了。」胡剛在採訪時說。
他沒跟胡超超他們去東莞，而是回家做老本行—充絨了。他跟胡超超他們不一樣，對充絨還抱幾分幻想，覺得這生意就像養豬似的貓一年狗一年的，往年不好，不等於今年不好。
胡超超在東莞幹得不錯，很快就當上了組長，工作也不累，就是賺得少，一個月才3000多元，加上老婆的工資，還不到6000元。胡洋洋在東莞沒待幾天就打道回杭州了，先是進康師傅打工，認識一位蘭州籍的女工友，墜入愛河。男人談了戀愛才知道錢往往跟責任是連在一起，沒錢就心有餘而力不足，負責就是個空話。他跳槽到德邦快遞，收入從四千來元漲到七八千元。他還是覺得少，不夠用，又幹起「第二職業」—跑外賣。
「哥，不是騙人的，外賣真的挺掙錢的。」跑十來天單，胡洋洋欣然向哥哥報告，併發去跑單收入的截圖。那時做外賣的人少，賺得多，月收入可達一兩萬元，像胡洋洋這種兼職菜鳥，一天也有一兩百、兩三百好賺。
當時東莞的外賣不發達，胡超超所在工廠旁邊有個賣木桶飯的大排檔，中午可以電話訂餐，商家派人送。胡超超還沒聽說過東莞有外賣平臺，就是有他也不見得知道。別人的話可以不信，自家弟弟的話哪能不信呢？他心動了，自己比弟弟大三歲，賺的還沒有弟弟第二職業賺的一半多，有點兒英雄氣短。
不過，他沒有馬上去杭州做外賣，8月份他領著老婆回了老家，幹了四個月的充絨。2019年正月十五剛過，他就領著老婆，還有表哥夫婦、胡剛夫婦來到杭州。前一年是充絨的貓年，他們幾個都沒賺到什麼錢，想試著做一下外賣。
弟弟幫胡超超註冊了餓了麼眾包，教他怎麼找商家，怎麼取餐送餐。一週後。胡超超就單飛了。他雖然跟弟弟跑了一週，輪到單幹時還是感覺兩眼一抹黑，哪兒都找不到。在他眼裡下沙高教園區的每條街道都差不多，分不清這條還是那條。他跟著導航到了商城，「每層都有很多餐館，你怎麼找？」越找不到就越著急，沒辦法，他只好跟別人打聽。
「杭州人挺好的，告訴你在哪裡，有時還把你帶過去。」
第一單就搞砸了，那是帶湯的餐，他放到了車後面的外賣箱。送到客戶手裡時，湯灑了，他賠了20多元。第一天，他賺了50多元。接著就是丟餐，被人偷走了。第一個禮拜幾乎天天賠錢，「這種你就得賠錢，你不賠錢，平臺一扣就是50元，所以說沒辦法，只能賠錢。」
一個禮拜下來，他不僅沒掙到錢，每天回到家就像一攤泥，倒在床上就起不來。這麼累還不賺錢，不行的話，還得進廠打工。他轉念一想，自己要學問沒學問，要技術沒技術，進廠打工頂多賺五六七千元，外賣卻有望收入過萬元。拋家舍業的不就是為了賺錢嗎？沒錢孩子就得像自己小時那樣看著別人家孩子吃小食品乾眼饞，還會有自卑感。
他勸自己，賺不到錢是暫時的，這有什麼啊，不就是搭點時間嗎？又不像做買賣損失個幾千幾萬的，就是損失個幾千幾萬的，不也得受著嗎？做外賣找不到路有什麼？給弟弟打個電話問問不就行了。單送不過來了，讓弟弟幫忙送兩單。「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這就是兄弟在一起的好處。
「看到弟弟賺錢了，自己才有信心。」他每天早晨跟老二一起出來，晚上一塊回去。路上，老二還曬曬單，給他打打氣。老二跑單就像水裡的魚，眨眼間就沒影了。老二是做兼職的，每天的跑單量比他高。他見老二跑得那麼好，怎甘落後？20多年來，都是他罩著老二，現在說什麼也不能落在老二身後。
第二個禮拜，他感覺路熟了許多，道順了，沒那麼累了，一天能掙一兩百元，這份工作做穩了。跑一個來月，附近的商家熟悉了，一條條街，一個個巷子也熟了，跑單量逐漸上升了。
胡超超這邊跑單了，胡剛那邊還在左思右想，猶猶豫豫。在杭州實在沒啥好乾的，服裝廠不想進，快遞也不想做，做外賣麼，騎電動車滿大街亂竄有點丟份。自己好賴不濟也是做過老闆的人，年收入十七八萬在經濟發達地區不算什麼，在貧困村也還算得上是個人物，就是在貧困鄉也足以讓人高看一眼，怎麼能像沒賺過大錢的人那樣滿大街跑，給別人送餐呢？而且還得跟顧客說「祝您用餐愉快」呢！
沒過多久，老婆不樂意了：「你這天天玩也不是個事兒啊，不說讓你掙多少錢，最起碼得能養活自己吧？你看哪個人像你這樣整天遊蕩？」老婆越說越氣。
他們在杭州，這幾家人經常聚餐，胡超超兄弟倆賺多少錢大家都知道。胡剛想想也是，賺錢總比面子重要。人家杭州是準一線城市，他那張初中文憑猶如秋天的落葉，俯拾即是，含金量近乎零。當下只有跑外賣賺得多，還沒學歷要求。算了，在杭州跑外賣不像在村裡，抬頭低頭都是熟人，再說自己年收入最多也就十七八萬，杭城外賣做得好的人一年也能賺那麼多。想著也就想通了，他紆尊降貴跑外賣了。
第一次跑外賣通常一次接一兩單，先試試水，胡剛卻接了三單，也許想不就騎車送個外賣嗎，有啥難的？福雷德廣場的商家無數，他左打聽右打聽，好不容易才找到。取了餐，走出來，他的電動車不見了。商場有好幾個門，他搞不清自己從哪個門進的，又從哪個門出的。天色將黑未黑，他捧著三盒餐滿心的⑸恕Ｈ譜派壇∽溉Γ詈笞芩閌欽業攪說綞擔腿ィ幣壞ァ
胡剛也許發現了送餐跟充絨的相似之處，一要熟悉路線，二要熟悉規則。不過，這比做充絨生意容易得多，只要咬牙堅持下去，避免超時和差評，一個月後就會適應。
這時，胡超超已經適應了。他跑了兩個多月，看別人拿到的單子多，賺的也多，自己拿到的少，賺的也少，這是為什麼？有人告訴他，平臺系統根據每人的送單量和積分將外賣小哥分成青銅、白銀、黃金、鑽石、王者五個等級，等級越高，拿到的單子也越多，同時獎勵越高，「有點像打王者榮耀」。
剛入職的菜鳥沒等級，胡超超想，要做就做王者。在他跑單兩週後，老二離開了德邦快遞，專職跑外賣。老二覺得在德邦雖說一個月有七八千元，可那是死工資，做外賣收入跟單量直接掛鉤，多跑多得，上不封頂。
他們兩兄弟「彆著勁兒」地跑，天天跑到凌晨一兩點鐘才回家，愣是一口氣衝上青銅、白銀，用一週時間衝上黃金，接著衝上鑽石，登上王者。
「說實話，家裡面比較窮，多掙一點是一點，加個班，吃點苦無所謂。」對從「跑單小白」到「王者」的跨越，胡超超說得輕描淡寫。
老外賣員都不愛跑社群，願意跑學校。社群的單是這小區兩單，那小區三單，另一小區四單，到了小區還要挨家挨戶地送，有的小區不讓外賣小哥騎電動車進去，怕超時你得跑著進去，跑著上樓下樓，一小時送不了十單，跑學校只要幾分鐘，一小時能送四五十單。
胡超超卻說：「不管什麼地方的單，不要好送就送，不好送就不送。有時在那裡等你想要的單，一兩個小時都等不到，還不如跑一趟，跑一趟就能掙幾十塊錢，騎個電動車，說白了，就是吹個風，沒有什麼。（下沙這邊的）小區都有電梯。」
有人摸索出平臺派單的規律，採取掛單。
「什麼是掛單？」我問。
「比如你接12個單，你把12個單全取了，你輸單號輸11個，留1個。你把那11個送完，你又回來了，平臺又開始給你派單，還是那個方向的。」胡超超解釋說。
「問題是你還有一個單沒送啊。」
「我給他送去了，跟他說別簽收。有好單一掛就掛一天，有時能掛來100單，這是技巧。平臺不允許掛單，但是說白了，你不允許，我沒違規，沒超時，比別人還快，有的人說你怎麼送這麼快，下單還不到幾分鐘就送到了。你想掛單的話，拿到就要送，別人不掛單肯定要等，不能接一個送一個，要多等幾個一起送。我接了幾個，拿著就走了。」
「你是咋發現的？」
「剛開始肯定不知道，就跟別人一樣，派幾個，就拿幾個，偶爾出現商家卡餐，不出餐，那也爆單了。沒辦法，說實話，人家一個小時出一兩百單，做不出來。我就拿幾個走了，留下幾個，把那幾個送完回來再取。回來時，發現平臺又派了。你不就想到留下一單，讓他再派？我就試一下，跑學校的單時留下一個，之後就一個勁兒地給我派那所學校的單了。」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過去是允許外賣小哥的騎電動車進校園的。外賣小哥把一位學生撞了，此後學校規定不準外賣小哥騎電動車進校園了。校園很大，有30多棟大樓，兩條腿跑一圈兒就要幾十分鐘，送餐豈不超時了？
胡超超哥倆想法兒把一輛舊電動車弄進了校園，一人一把鑰匙。送餐時，他們拎餐進校門，騎車送餐，別的小哥還沒跑完兩幢樓，他們已經送完，出校門了。
有的小區不讓穿工裝的外賣小哥進去，可是有的顧客要求你必須把餐送到他的手上，而且以你不這樣就投訴，或給你差評來要挾。大的小區進去跑一圈兒起碼要二三十分鐘，能不超時嗎？每逢這時，胡超超就把藍色的外賣箱換成黑色箱子。臨近小區門口，他就把工裝脫去，換上便裝。
「那些小區，你只要不穿外賣工裝，不帶外賣箱，隨便騎。」胡超超說。
遇到平臺抽查時，他就趕緊從箱子裡掏出工裝穿上。
「沒有辦法，是不是？你穿著工服哪個小區讓你進？」胡超超說。
平臺有「天排行榜」「月排行榜」，胡超超拿過多次第一名。
「沒辦法，兩個小孩子都上學了，壓力比較大，再過個八年十年，壓力更大。家裡窮就要多掙一點是一點，加個班，吃點苦無所謂。」胡超超說。
胡剛也漸入佳境，已感覺到做外賣的好：門檻不高，只要肯付出辛苦就行，時間可以自己掌握，感覺好就多跑，累了就少跑。跑眾包還有一個好處，當天就知道自己賺了多少年時眾包的單價還不低。胡超超兄弟倆時常問對方：「你今天掙了多少？」得知自己賺的超過對方，會感到歡欣鼓舞；發現賺的比對方少，第二天悄悄加把勁兒追上。
隨著胡超超他們兩兄弟衝進王者，胡剛也發力了。要衝進王者，一個禮拜要跑四五百單，平均每天要跑六七十單，這是很不容易的，他們那一片有四五十個外賣小哥，王者僅三四個人。可是，沒過多久，胡剛也衝進了王者。衝進王者很難，保住王者不易，稍一鬆懈，就會降到鑽石、黃金，甚至一降到底。胡超超的兩個孩子放暑假來杭州玩了些日子，他的等級就掉了下來。不過，他很快又衝進了王者。他說：「衝上去以後，我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是王者。」
胡剛漸漸發現這座城市的不同。盛夏的正午，胡剛去奧特萊斯那邊送餐，杭州的路面像燃燒似的烤人，走到半路上，電動車像罷工的驢子躺平了，他只好打電話跟顧客說：「車子出了故障，你這個單我買了，你再下一個單。實在對不起。」
「你先不要著急，這麼熱的天，你還沒吃飯吧？這個餐你拿著吃。吃完了趕緊去修車，錢不用賠了。」一個聲音甜美的年輕女性說。
那一餐20多元，胡剛送一單五元，送五單才能買下這一餐。他特別感動。
在大學城跑單，胡剛說大學生的素質就是高。一次他把餐放到指定位置，離開不到兩分鐘，接到學生的電話，說餐找不到了。他急忙返回去，見一個學生拎著餐盒跑過來：「哎呀，不好意思，剛才拿錯了。」兩人相視一笑。
「人家學問高，話也說得好。」採訪時，胡剛說。
還有一次，他送了兩份餐，是同一家餐館的，一樣的外包裝。他把兩份餐放在學校的同一個位置，離開不久接到一個女生的電話：「這裡有一份餐，餐單上手機號碼不是我的。」胡剛說，「那肯定是另一個學生拿錯了，我馬上回去。」女生說：「不用了，我們自己解決。」她用餐單上的虛擬號碼與對方聯絡，對方也是個女生，連聲說：「對不起啊，美女，你的餐被我拿了。」很快就送了回來，倆人交換了一下，也就沒事了。
「你說那小女生多聰明，還知道用虛擬號碼打過去，還說不好意思，給小哥添麻煩了。」採訪時，胡剛讚歎道。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表哥見胡超超月收入過萬元了，也離開了康師傅，加入了跑單陣營。「開機器得站著，太累了。」於是，「我們村兒」的「外賣兄弟連」漸漸發展壯大了，他們建了一個微信群，誰找不到取餐送餐的地方，在群裡問一聲就會有人告訴他；電動車沒電了，吆喝一嗓子，在附近的就會送過去一個；受商家或客人欺負了，在群裡發洩幾句，大家安慰一下，氣也就消了。
胡剛卻突然捲起鋪蓋回家了，他的發小在老家縣城跑外賣出事了。那位發小當年跟他們一起到杭州打工，後來跟胡超超又去了廣東，同吃同住同勞動。後來，他老婆要生小孩回去了。他想在家附近找點兒事做，既可以賺錢，又能照顧老婆孩子。他也許想到胡剛和胡超超都在做外賣，於是買輛電動車，開始在縣城跑單。縣城的單量少，單價也低，不能像杭州那樣月入萬兒八千元，賺幾千元養家餬口倒是沒問題。一天，光山縣下大雪，他深夜跑單出了車禍，丟了性命。
父親本來對胡剛做外賣就有看法，說送外賣冬天又冷又危險，還不如在家做衣服，或者找一個穩定的工作。「人家都能找個好點的班上，你不能也找一個？」難怪父親這麼想，村裡很多人都覺得外賣不是正經職業。胡剛跟父親說，以前在服裝廠倒是挺好，風吹不著，雨淋不著，太陽曬不著，還有空調，可是累死累活一個月只能賺五六千元。送外賣雖說辛苦點，時間可以自己掌握。他把工資收入截圖給父親，一個月八九千元，甚至一萬多元，父親看了說：「這個工資嘛，還行。主要還是一個安全問題。」
見同村的出了車禍，父母打電話把胡剛召了回來。在家不能坐吃山空，他只好帶著老婆和三個夥計幹起了老本行—去山東臨沂充絨。
「那一年太悲悽了。」採訪時，胡剛說。
他臨行前在老家騎摩托車可能有點快，再加上路滑，摔倒了，腳傷了。他也許在想：怕出車禍放棄在杭州跑外賣，回到家門口卻出了車禍。臨沂的門店定好了，充絨的用料也備好了，他只好硬著頭皮幹。在臨沂，他既是老闆又是夥計，既在前臺接活兒，還要裁剪。傷腳不能沾地，他就金雞獨立地站著。累得不行了，把傷腳放在椅子上緩一緩。糟心的是幹了好幾個月，去掉人吃馬喂，沒賺到錢。
他開始想念在杭州的日子。「一天跑多少單，賺多少錢，一清二楚。早上頂著晨曦出來，一直幹到晚上回家，時間安排得明明白白，感覺特別充實，幹得特來勁兒。」2020年過完春節，他就揹著行李回到杭州，花630元租一間屋子，又開始跑單了。
2021年春節前，胡超超開著花12萬元買的帝豪，拉著老婆回到了村裡。
「送外賣天天騎電動車，回家過年了，得買個代步的工具。」胡超超說。
胡剛也買了一輛，他買的是長安CS75plus，花了13.9萬元。他說買的車是留給老婆用的。他們夫婦有兩個孩子，大的是男孩，在讀小學五年級，小的是女孩，小學二年級。兩個孩子同在縣城讀書，卻不在同一所學校，老婆每天要去兩所學校接送孩子很辛苦。另外，河南冬天寒冷，路上結冰，騎電動車接送不安全。
「現在的老師動不動在手機上佈置作業，家裡不留一個人肯定是不行的。」胡剛說。
胡超超和胡剛都有房，不同的是胡超超的房子在村裡，是結婚時父母給蓋的。胡剛的房子在縣城，是一幢二層樓，300多平方米。20多年前，縣裡鼓勵農民進城建房，胡剛的父親想到自己有兩個兒子，農村老宅給了大兒子，小兒子還沒房，就在縣城批塊地，建了那幢房子。胡剛和父母住在一起。
胡洋洋在蘭州機場附近買了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說那個樓盤是老婆的親戚開發的，給打了折。胡超超說，弟弟在外地買了房，他若再離開家去外邊買房，家裡就剩下老爸老媽了。前一年孩子放假時，他把母親接到杭州，待了十多天。老媽很不適應，總嚷著要回去，說在這邊沒意思，在老家可以乾乾活，種種地，在這邊就是吃飯睡覺、睡覺吃飯。胡超超說，農村人你讓她享清福她是不樂意的。再說家裡還有老爸，扔不下，奶奶也還在世。
胡超超兩兄弟一個買了車，一個買了房，衣錦還鄉，在村裡引起轟動。在他們回家前村民就知道他們在城裡賺到了錢。他們的老媽有姐妹四個，農村婦女大都愛串門子，愛聊天。有人提起胡超超兄弟倆，她們就說他們在杭州送外賣，每月賺一兩萬元。村民不知道外賣究竟是個啥，卻知道一兩萬元意味著什麼。他們兩兄弟一回村，外賣就成了全村談論的焦點。
「外賣真能賺那麼多錢嗎？」
「肯定比在廠裡打工好，在廠裡掙的是死工資，跑外賣多努力一點就多掙一點。做外賣時間還自由，上班自己說了算。」
「在老家的話，要麼去工地幹，要麼進廠打工，要麼去充絨。待在家裡面，一個月連1000塊錢都掙不到。」採訪時，胡超超說。
他的堂兄弟、表兄弟，乾的都是充絨，一年只有四個月的活兒，八個月賦閒在家，正閒得慌。他們被外賣那一個月七八千元、上萬元的收入所吸引。其中就有胡海明，就是我第一次採訪時在肯德基門口見到的那個高高的、瘦瘦的、戴眼鏡的年輕人。胡海明說自己是胡超超的堂哥，胡超超說胡海明不是自己的堂兄弟，也不是表兄弟，按族譜論，他是胡超超的遠房堂爺爺。
胡海明比胡超超大三歲，還沒成家。初中沒畢業就跑到工地上提灰桶子、砌磚，一天賺20元。這幾年他改做網遊陪練，賣號賣東西，一年最多賺幾萬元。網遊對別人來說是娛樂，對胡海明來說是辛苦，遊戲一打就是通宵。他說：「盯著螢幕看久了，眼睛疼，頭疼。電腦還有輻射，房間的空氣也不好。」打遊戲還要盯牢遊戲的發展，他沒跟上變化，被淘汰了。他跟胡超超說，過完年把打遊戲的裝備賣掉就去杭州做外賣。
過完年回杭州時，胡超超的車上多了要做外賣的堂兄堂嫂。剛一出正月，他的表兄弟和老婆的堂兄呼啦啦一群人也趕了過來。4月份，胡海明把打遊戲的裝備處理掉了，也趕了過來。
其實，早在一年前家鄉就有人投奔過來。
「你在哪？」2020年3月，胡剛的另一個發小在微信中冒出來。
胡剛告訴他在杭州跑外賣，還講了跑單感受與收入。發小一聽跑外賣一天至少賺三百來元，使點勁兒就能掙四百多元，一下就激動了。這位發小跟胡剛同庚，也做過充絨生意，開過加工店，當過老闆。春夏兩季無絨可充，賦閒在家不僅不賺錢，還要花錢，他有點兒心慌。
「做外賣需要技術含量嗎？」畢竟做過衣服，裁剪縫紉都有技術含量，起碼要一年半載才能出徒。
「這有什麼技術含量？把餐取了，送給顧客就行了。手機上有導航，有地圖，沒什麼難的。」
「要準備些什麼？」
「手機、電動車。你想幹的話，我這邊房子也有。我可以帶帶你，學學就會了。感覺行的話再租房子，再花錢，錢花出去就回不來了。」
發小真就揹著包來了。他很聰明，讓胡剛帶三兩天就單飛了，沒多久就能一天賺兩三百元。七八月份，又到了充絨季節，他跑回老家充絨了。第二年春天又來了。
老家來人，女的進了服裝廠，男的跟著胡超超他們跑外賣。胡超超幫他們花2000多元買個電動車架子，再租塊電池，給他們和專用的導航，裝備就齊全了。他把他們領到華元十六街商圈熟悉商家。他說：「這邊商家好跑一點，不像高沙小區和步行街那邊取餐太麻煩。華元的商家都在一樓，商家也少，沒事玩的時候就把商家熟悉了。」
「他們過來跑單你也挺操心的。」我問。
「沒操多少心，就是幫點兒小忙。領他們取餐送餐，帶兩天以後，他們基本上就會了。」
說沒操多少心，其實也沒少操，一位老表取份早餐，送到定位地點，找半天也找不到，只得向胡超超求救。他讓老表拍張現場圖片發給他，他瞄一眼就知道定位偏了，告訴老表怎麼走，很快就找到了。
一天，胡超超早晨剛要出門，電話響了，堂哥聲音沙啞而顫抖地說：「出車禍了。」
跑單最怕就是出車禍，胡超超的心也許像掛在樹枝的桃子掉了下來，落入河底。「彆著急，慢慢說。」
原來，堂哥離家不遠，經過一片農田時，前邊騎電動車的農婦突然來個右轉彎，堂哥沒剎住車，撞了上去，兩人都摔倒在地，衣服擦破了，面板擦傷。
「怎麼處理嘛？」堂哥說：
胡超超：「打電話報警，警察就會處理的。」
他放下電話就趕了過去。他最擔心的是那位農婦已年過半百，堂哥被訛上就麻煩了。她是當地人，堂兄是外來的。
兩年前，弟弟騎電動車直行，前面的電動車突然急剎，他撞了上去，把那女人的腿撞了一下。他提出和解，賠500元。那時，他們哥倆正在衝級，已從青銅衝到了白銀、黃金，眼看就要衝上鑽石了。怕衝級功虧一簣，弟弟急於脫身。那女人不同意，要1000元，說她的月薪有一兩萬元，要賠她誤工費。他只好選擇報警。交警過來，讓他帶她去醫院拍了片子，花了300元，又賠了500元營養費。
「什麼事都沒有，她就是訛錢。」採訪時，提起那件事，胡超超憤憤地說，「這種人嘴上說我不訛你，你們也不容易，其實她根本就沒事。」
胡超超說他也被訛過一次。他拎餐等電梯，旁邊一個小夥子低頭看手機。電梯來了。「我就站在那兒沒動，他低頭往電梯裡走，撞到我的肩膀上，手機掉到地上了，螢幕碎了。他說是我撞的。」兩人相持不下，最後只得報警。警察調出了監控，顯示的是那小夥子往前走了一下。換屏要800多元，那小夥子讓胡超超出一半。警察讓他們倆協商，最後胡超超賠了200元。
「你沒辦法，為了跑單。這麼大熱的天，一天白跑了，本來高高興興地送單，出了這樣的事，一天的心情都不好。」胡超超說。
按說轉彎讓直行，農婦應負全部責任。胡超超卻擔心堂兄被訛上，他做外賣沒幾天，還沒賺到錢。
交警來了，說對方全責，不過堂兄的電動車車速超標，各修各的車，各治各的傷。堂哥有點不知所措，鄉下人膽小。交警見胡超超不服：「不願意和解也行，把他的車子弄去做個測速，如果超標他也有責任。」
「在這邊是比較好的，在我們那邊遇見這種事就不得了，不賠幾千塊錢是走不了的。」胡超超說。
一天，胡海明在「外賣小分隊」群裡說，他出了交通事故，被車撞了。
「你在哪兒？我過去看看。」大家紛紛說。
「不用了，交警過來處理過了。」
原來，他騎行到天元公寓東門時，前面一部白色SUV突然沒打轉向燈調頭。他避讓不及，車前輪撞到汽車尾部，連人帶車摔倒在地，手和膝蓋摔傷了。交警判對方全責。
胡海明去醫院拍了片，幸好骨頭沒傷，在家養了十來天。他感到喪氣，原來跟胡超超跑餓了麼眾包，有一天連續兩次取消訂單，被平臺封了號，只好跑美團。胡超超說：「美團派單模式與餓了麼不同。餓了麼派單最多派方圓一公里內的，幾個單很快就送完了。美團不這樣，他們派單是東一個、西一個，方向不同，有時一下派八九單，把你累得要死。」
胡洋洋卻喜歡跑美團，一天收入四五百。胡海明也不適應美團派單模式，收入銳減，接著又出了車禍，跟肇事方談賠償，對方在電話裡答應賠償8000元，約好一起去保險公司。結果到約定日，胡海明卻打不通車主電話。沒辦法只得走法律程式。
可是，這程式怎麼走，他茫然無知。「我們村兒的」那些人也幫不上什麼忙，他只得東問問，西問問，律師費要4000元。最後，在一位打過官司的外賣小哥的指點下，他寫了一份「事情起因」，提出賠償醫療費和其他費用共計萬元。他說：「當時並沒想要那麼多，但是他不接電話，我就隨便寫了。」
後來，法院判對方賠償胡海明各項損失5156元。胡海明認為賠償太少，法院判決書解釋了原因：「原告主張的其他費用，未提交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在我採訪的外賣小哥中，出車禍大多選擇私了，因沒時間打官司，也不熟悉司法程式，有畏懼感，胡海明卻是有勇氣的一個。
那天，我在肯德基門口跟胡海明聊了幾句，他就去跑單了。小夥子看起來有點吊兒郎當，我擔心他堅持不住。胡超超卻說，他上手很快，手機怎麼導航、怎麼操作他一看就明白。有的商家定位不準，你一說他就能找到。他還挺能吃苦，別人跑到晚上9點多就回來了，他天天干到十一二點，一天掙三四百元。胡超超說：「他肯定能堅持住。」
胡超超說：「我們村兒也有堅持不下來的，有個人太懶了，總想著送學校單，小區單不搶，像我們『王者』也要搶。他剛來沒等級，地方又不熟，等單時就看網路小說，一天掙幾十塊錢，感覺沒意思，回家跟他爸去工地貼地磚了。」
2021年夏天，「我們村兒的」外賣小分隊已擴大到八九人。他們的年紀沒差幾歲，不是親戚，就是發小，彼此的脾氣秉性都清楚，等單的時候就在一起交流跑單經驗。胡超超過去總擔心被人訛詐和欺負，現在人多了，有事情可以互助。一天中午下起大雨，胡剛跑到文金路時，電機進水，車不走了，燈也滅了。他剛好接了十一二個單，超時扣錢不說，跟顧客也不好解釋。他只得向「我們村兒的」人求救，有人騎電動車趕來。胡剛騎上送來的電動車就跑，還好沒有超時。
在他們中，胡超超是最能幹的。胡剛很佩服他：「這傢伙跑單特別厲害，就像有這方面的天賦。」
「我們村兒的」人多了，沒事就聚一聚，打打牌。「送外賣這個行業風裡來雨裡去，有的時候特別糟心，需要放鬆一下心情。」胡剛說。
他們聚居在距文澤路地鐵站七八公里的海寧「小農村兒」，據說那有一片農民自建房，大多都空著，所以房租較低，胡超超夫婦住的月租1000元，有獨立廚房和洗手間。像胡海明那種一人住的只要六七百元租一間。那裡有許多外賣小哥，被人稱為「外賣村」。
我很想到「外賣村」看看，問胡超超：「你那電動車能搭人嗎？」
「搭人是可以的，等會兒你回來怎麼辦？」他說那邊有點遠，叫不到計程車，「滴滴」也叫不到，「再說天也晚了。」
胡超超說，弟弟週五休息。週四我發微信，他說：「他們不想接受採訪！禮拜五他們要加班跑單。」
充絨：給羽絨服填充羽絨，亦指羽絨服的製作與翻新。
編輯於20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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